唐朝作為我國古代歷史上一個十分輝煌的時期，湧現出了許多的有名的大臣，著名的大將郭子儀就是其中一位，他從武舉中被選拔出來，經歷了四任統治者，俗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而郭子儀作為一個老臣卻能夠連續在朝廷中輔佐了四位統治者，這在歷史上是相對較少的，而能夠長期在朝中得到統治者重用，輔佐國家政務的處理，歸根結底還是因為郭子儀自身所具有的處世智慧。
對統治者的絕對忠誠。在唐朝安史之亂爆發的時候，唐玄宗為了避免受到威脅倉皇逃走，並且在靈武重新建立起朝廷政權，而這裡正好是郭子儀的管轄領域，於是一個月後郭子儀和李光弼一起率領軍隊到了靈武地區來保衛新建立起來的朝廷。
由於當時朝廷剛剛建立，各方面的政治、經濟還不夠穩定，軍隊實力也較弱，所以想要恢復國家的統治比較困難，所以當時人們的信心並不大。但是郭子儀率領軍隊的到來，又給唐朝的統治集團帶來了新的希望，統治者也給予了郭子儀厚望，郭子儀就肩負起平定叛亂，恢復統治的重任，郭子儀本人也成為在當時地位舉足輕重的人物，這也為後來他在朝廷中的一直擔任重要職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雖然安史之亂的發生使得郭子儀的地位迅速提升，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社會狀況越加混亂，那麼統治者對於國家的統治力量就越弱，由此造成統治者對於手中握有重大權力的大臣依賴程度就越高，對於他們的期望程度也就更深，但是這樣卻又很容易出現所謂的「功高蓋主」的情況。國家統治者的基礎是百姓，誰能夠得到民心，誰就更加能夠掌握國家的統治權，而大臣所做出的貢獻越大，所得到的百姓支持就越高，這自然就引起統治者的猜疑，對於這些大臣的信任程度也就逐漸的降低。
在古代社會皇權至上的情況下，對於君主的忠誠是最為重要的生存智慧，而郭子儀能夠在掌握著國家重要權力的情況下，依舊被統治者所信任並且重用，就是因為郭子儀深深的掌握了忠誠這條處世智慧，即使自己在百姓中的威信再大，自己手中掌握的權力再大，郭子儀都始終堅持著忠君的思想毫不動搖。郭子儀對於君主一直絕對的忠誠，雖然兵法中曾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是郭子儀卻並不如此，只要是統治者對於他下達的命令，他從來都是堅決的奉行，這也是郭子儀的一項生存之道。
我國歷史上不乏很多為了抓住作戰的機遇而抗旨不遵，最終卻被其它大臣誹謗造反，引起統治者猜疑甚至殺害的著名將領，因此郭子儀為了避免出現誹謗自己，引起統治者對於自己懷疑的現象，他從來沒有違反聖旨。劉昫在《舊唐書》中記載郭子儀「時方握強兵，或方臨戎敵，詔命征之，未嘗不即日應召，故讒謗不能行」，由此可見當時郭子儀的做法是十分正確的。不參與朝廷官員之爭。在專制皇權的統治下，統治集團之中一直存在著忠奸的鬥爭，許多正直的大臣憑藉自己的滿腔熱血和報效國家的信念與之爭取自己利益的奸臣進行激烈的鬥爭，但是很多情況下，這種激烈鬥爭的結果只是雙方在長久的激烈鬥爭中相互打壓，使得國家的統治集團逐漸的走向衰落。忠誠的大臣一直認為，只要將這些奸佞的小人除掉，國家就能夠變得強盛起來，因此歷朝歷代的忠誠大臣們都在奮力地與奸佞之人進行鬥爭對抗。
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朝廷中之所以會存在這些奸佞之人，實際上是在皇權的默許下的，皇權至上的情況下，統治者也想要利用手中的權力，按照自己的意志來做事，奸佞之人正式在皇權發展的這種需要之下產生的，如果統治者對於自己的一直控制力不足，或者是國家缺乏相應的監督部門來對於皇權進行限制，那麼就會主張這些奸佞之人的風氣，國家也就逐漸走向奸佞之臣當道的情況。在社會風氣以奸佞為主的狀況下，忠誠的大臣無論在怎麼努力的抗爭，都是很難成功。
而郭子儀作為一個忠誠的大臣，他卻能深深的看清楚這一點，因此他從來不去參與朝廷內部的官員之間的鬥爭。朝廷中許多奸臣比如魚朝恩等人，他都只是表面上進行應付，並不與這些奸臣直接發生任何衝突，也並沒有直接將立場表明在他們的對立面，在發生無可避免的衝突狀況下，他也都是採取主動避讓的方式，不跟他們激化矛盾。
比如在唐代宗統治時期，當時唐代宗十分重新朝廷中的一位名叫魚朝恩的宦官，並且讓魚朝恩擔任監軍，這就與當時擔任大將的郭子儀形成了一直制衡的關係，後來郭子儀因為頻繁建立軍功而遭到魚朝恩對他的妒忌和憤恨，就向統治者誣告郭子儀，由此也導致郭子儀被統治者解除了統領軍隊的權力。
但是被解除兵權之後的郭子儀並沒有因此而魚朝恩，並且還與魚朝恩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避免了二人之間直接發生矛盾衝突。郭子儀深深明白，要想保證國家統治集團內部能夠處於以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最好的方式就是避免發生過多的衝突，這種超脫於官員鬥爭之外的思想，也成為郭子儀所具備一種獨特的處世智慧。 對待士兵十分寬厚。在我國古代戰爭頻發的狀況下，軍隊的建設一直是國家的重點內容，帶兵作戰的將領更是影響軍隊實力的重要因素，郭子儀作為唐朝的一位軍事將領，他在唐朝能夠獲得如此高的地位，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郭子儀能夠得到士兵的心。雖然郭子儀曾經被統治者幾次解除軍隊的兵權，但是每一次重新歸還兵權之後，他都能夠如魚得水般輕鬆的管理和指揮軍隊。在當時的唐朝眾多將領種，郭子儀和李光弼是當時比較有名望的兩位大將，相比李光弼，郭子儀缺乏一定的威嚴，但是他又勝在了寬厚之上，士兵們都害怕於李光弼的嚴厲，但是對於郭子儀的寬厚則更加喜愛，士兵對於郭子儀也更加的信賴和支持。
雖然我國古代的兵法當中一直強調要從嚴管理士兵和軍隊，但是在經歷了安史之亂之後的唐朝時期卻正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局面，國家無法為軍隊提供充足的物資保障，也並沒有強烈的感染力和號召力，軍隊整體的凝聚力較弱。如果此時再對於軍隊進行嚴格管理，很難能夠激起士兵們作戰的信念和力量，所以此時必須要採取寬厚的措施，充分的激發起士兵們作戰的激情和信念。
郭子儀在對於士兵所採取的寬厚措施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按照軍功來封賞爵位，對於一些有軍事指揮才能的人，進行破格提拔，當時許多著名的將領李光弼、僕固懷恩等人，都是藉助了郭子儀的推薦。另一方面是站在士兵的角度考慮問題，在當時許多將領為了更好的激勵士兵們的作戰勇氣和信念，都許諾士兵在破城之後可以進行財物的擄掠，郭子儀同樣也是採取了這種許諾方式來刺激士兵。雖然從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攻城之後讓士兵進行擄掠並不是一個名將所為，但是郭子儀從當時士兵的角度出發，士兵需要這種財物的刺激才能更好的激發戰鬥的信心和士氣，因此郭子儀也同樣採取這種方式，這也就讓士兵們更加的推崇郭子儀。
事實上，郭子儀之所以採取這樣的軍事手段，很大一部分原因還是因為當時社會環境的需要，唐朝的國庫已經不能保證軍隊的正常供給需要，軍隊為了獲取物資，已經形成了這種搶掠的習慣，再糾正也很難，因此只能在軍紀方面進行放鬆，秉持著寬厚對待士兵的心態進行管理，從而更好的激發出軍隊的戰鬥力。
同時為了解決軍隊糧食短缺的問題，郭子儀甚至還率領士兵進行耕種，根據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九》記載，當時達到了「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的狀況。雖然郭子儀的這種帶領和管理軍隊的做法與傳統的帶兵之道並不相符，但是在當時唐朝的實際狀況下，郭子儀的這種方式反而展現出其獨特的優勢，由此可見，對待士兵的寬厚也是郭子儀一項獨特的處世智慧。
綜上所述，郭子儀正是依靠的這些時代背景下獨特的處世智慧，才能夠在勾心鬥角的朝廷政治當中得以明哲保身，最終成為歷史上的千古名將。
參考文獻劉昫，《舊唐書》司馬光，《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九》
賢臣良將：唐代郭子儀的處世智慧
唐朝作為我國古代歷史上一個十分輝煌的時期，湧現出了許多的有名的大臣，著名的大將郭子儀就是其中一位，他從武舉中被選拔出來，經歷了四任統治者，俗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而郭子儀作為一個老臣卻能夠連續在朝廷中輔佐了四位統治者，這在歷史上是相對較少的，而能夠長期在朝中得到統治者重用，輔佐國家政務的處理，歸根結底還是因為郭子儀自身所具有的處世智慧。
對統治者的絕對忠誠。
在唐朝安史之亂爆發的時候，唐玄宗為了避免受到威脅倉皇逃走，並且在靈武重新建立起朝廷政權，而這裡正好是郭子儀的管轄領域，於是一個月後郭子儀和李光弼一起率領軍隊到了靈武地區來保衛新建立起來的朝廷。
由於當時朝廷剛剛建立，各方面的政治、經濟還不夠穩定，軍隊實力也較弱，所以想要恢復國家的統治比較困難，所以當時人們的信心並不大。但是郭子儀率領軍隊的到來，又給唐朝的統治集團帶來了新的希望，統治者也給予了郭子儀厚望，郭子儀就肩負起平定叛亂，恢復統治的重任，郭子儀本人也成為在當時地位舉足輕重的人物，這也為後來他在朝廷中的一直擔任重要職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雖然安史之亂的發生使得郭子儀的地位迅速提升，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社會狀況越加混亂，那麼統治者對於國家的統治力量就越弱，由此造成統治者對於手中握有重大權力的大臣依賴程度就越高，對於他們的期望程度也就更深，但是這樣卻又很容易出現所謂的「功高蓋主」的情況。國家統治者的基礎是百姓，誰能夠得到民心，誰就更加能夠掌握國家的統治權，而大臣所做出的貢獻越大，所得到的百姓支持就越高，這自然就引起統治者的猜疑，對於這些大臣的信任程度也就逐漸的降低。
在古代社會皇權至上的情況下，對於君主的忠誠是最為重要的生存智慧，而郭子儀能夠在掌握著國家重要權力的情況下，依舊被統治者所信任並且重用，就是因為郭子儀深深的掌握了忠誠這條處世智慧，即使自己在百姓中的威信再大，自己手中掌握的權力再大，郭子儀都始終堅持著忠君的思想毫不動搖。郭子儀對於君主一直絕對的忠誠，雖然兵法中曾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是郭子儀卻並不如此，只要是統治者對於他下達的命令，他從來都是堅決的奉行，這也是郭子儀的一項生存之道。
我國歷史上不乏很多為了抓住作戰的機遇而抗旨不遵，最終卻被其它大臣誹謗造反，引起統治者猜疑甚至殺害的著名將領，因此郭子儀為了避免出現誹謗自己，引起統治者對於自己懷疑的現象，他從來沒有違反聖旨。劉昫在《舊唐書》中記載郭子儀「時方握強兵，或方臨戎敵，詔命征之，未嘗不即日應召，故讒謗不能行」，由此可見當時郭子儀的做法是十分正確的。
不參與朝廷官員之爭。
在專制皇權的統治下，統治集團之中一直存在著忠奸的鬥爭，許多正直的大臣憑藉自己的滿腔熱血和報效國家的信念與之爭取自己利益的奸臣進行激烈的鬥爭，但是很多情況下，這種激烈鬥爭的結果只是雙方在長久的激烈鬥爭中相互打壓，使得國家的統治集團逐漸的走向衰落。忠誠的大臣一直認為，只要將這些奸佞的小人除掉，國家就能夠變得強盛起來，因此歷朝歷代的忠誠大臣們都在奮力地與奸佞之人進行鬥爭對抗。
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朝廷中之所以會存在這些奸佞之人，實際上是在皇權的默許下的，皇權至上的情況下，統治者也想要利用手中的權力，按照自己的意志來做事，奸佞之人正式在皇權發展的這種需要之下產生的，如果統治者對於自己的一直控制力不足，或者是國家缺乏相應的監督部門來對於皇權進行限制，那麼就會主張這些奸佞之人的風氣，國家也就逐漸走向奸佞之臣當道的情況。在社會風氣以奸佞為主的狀況下，忠誠的大臣無論在怎麼努力的抗爭，都是很難成功。
而郭子儀作為一個忠誠的大臣，他卻能深深的看清楚這一點，因此他從來不去參與朝廷內部的官員之間的鬥爭。朝廷中許多奸臣比如魚朝恩等人，他都只是表面上進行應付，並不與這些奸臣直接發生任何衝突，也並沒有直接將立場表明在他們的對立面，在發生無可避免的衝突狀況下，他也都是採取主動避讓的方式，不跟他們激化矛盾。
比如在唐代宗統治時期，當時唐代宗十分重新朝廷中的一位名叫魚朝恩的宦官，並且讓魚朝恩擔任監軍，這就與當時擔任大將的郭子儀形成了一直制衡的關係，後來郭子儀因為頻繁建立軍功而遭到魚朝恩對他的妒忌和憤恨，就向統治者誣告郭子儀，由此也導致郭子儀被統治者解除了統領軍隊的權力。
但是被解除兵權之後的郭子儀並沒有因此而魚朝恩，並且還與魚朝恩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避免了二人之間直接發生矛盾衝突。郭子儀深深明白，要想保證國家統治集團內部能夠處於以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最好的方式就是避免發生過多的衝突，這種超脫於官員鬥爭之外的思想，也成為郭子儀所具備一種獨特的處世智慧。
對待士兵十分寬厚。
在我國古代戰爭頻發的狀況下，軍隊的建設一直是國家的重點內容，帶兵作戰的將領更是影響軍隊實力的重要因素，郭子儀作為唐朝的一位軍事將領，他在唐朝能夠獲得如此高的地位，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郭子儀能夠得到士兵的心。雖然郭子儀曾經被統治者幾次解除軍隊的兵權，但是每一次重新歸還兵權之後，他都能夠如魚得水般輕鬆的管理和指揮軍隊。在當時的唐朝眾多將領種，郭子儀和李光弼是當時比較有名望的兩位大將，相比李光弼，郭子儀缺乏一定的威嚴，但是他又勝在了寬厚之上，士兵們都害怕於李光弼的嚴厲，但是對於郭子儀的寬厚則更加喜愛，士兵對於郭子儀也更加的信賴和支持。
雖然我國古代的兵法當中一直強調要從嚴管理士兵和軍隊，但是在經歷了安史之亂之後的唐朝時期卻正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局面，國家無法為軍隊提供充足的物資保障，也並沒有強烈的感染力和號召力，軍隊整體的凝聚力較弱。如果此時再對於軍隊進行嚴格管理，很難能夠激起士兵們作戰的信念和力量，所以此時必須要採取寬厚的措施，充分的激發起士兵們作戰的激情和信念。
郭子儀在對於士兵所採取的寬厚措施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按照軍功來封賞爵位，對於一些有軍事指揮才能的人，進行破格提拔，當時許多著名的將領李光弼、僕固懷恩等人，都是藉助了郭子儀的推薦。另一方面是站在士兵的角度考慮問題，在當時許多將領為了更好的激勵士兵們的作戰勇氣和信念，都許諾士兵在破城之後可以進行財物的擄掠，郭子儀同樣也是採取了這種許諾方式來刺激士兵。雖然從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攻城之後讓士兵進行擄掠並不是一個名將所為，但是郭子儀從當時士兵的角度出發，士兵需要這種財物的刺激才能更好的激發戰鬥的信心和士氣，因此郭子儀也同樣採取這種方式，這也就讓士兵們更加的推崇郭子儀。
事實上，郭子儀之所以採取這樣的軍事手段，很大一部分原因還是因為當時社會環境的需要，唐朝的國庫已經不能保證軍隊的正常供給需要，軍隊為了獲取物資，已經形成了這種搶掠的習慣，再糾正也很難，因此只能在軍紀方面進行放鬆，秉持著寬厚對待士兵的心態進行管理，從而更好的激發出軍隊的戰鬥力。
同時為了解決軍隊糧食短缺的問題，郭子儀甚至還率領士兵進行耕種，根據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九》記載，當時達到了「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的狀況。雖然郭子儀的這種帶領和管理軍隊的做法與傳統的帶兵之道並不相符，但是在當時唐朝的實際狀況下，郭子儀的這種方式反而展現出其獨特的優勢，由此可見，對待士兵的寬厚也是郭子儀一項獨特的處世智慧。
綜上所述，郭子儀正是依靠的這些時代背景下獨特的處世智慧，才能夠在勾心鬥角的朝廷政治當中得以明哲保身，最終成為歷史上的千古名將。
參考文獻
劉昫，《舊唐書》司馬光，《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九》